師大憶舊 (轉載)

【作者简介】

格非，男，原名劉勇，1964年出生，江蘇丹徒縣人。

1981年考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200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并于同年調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講寫作、小說叙事學、伯格曼與歐洲電影等課程。

格非于1986年發表處女作《追憶烏攸先生》，1987年發表成名作《迷舟》，1988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褐色鳥群》被視為當時“先鋒派文學”的代表，此後又有多部作品問世，1995年出版《格非文集》（三卷）。此外，還出版有《小說藝術面面觀》、《小說叙事研究》、《格非散文》等。曾先後出訪德國、瑞典、日本、韩國等國，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國外出版。

【正文】

我來華東師大讀書书是1981年，那時的校園空曠寂寥，遠没有後来那般喧囂。我記得出了學校的後门，就是郊農的菜地和花圃了，長風公園的“銀鋤湖”與學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校園的西南角還有一處空軍的雷達站，雖近在咫尺，却讓人可望而不可及，猶如卡夫卡筆下的城堡。麗娃河畔樹木深秀，道路由紅碎石鑲鋪而成，高低不平，曲徑通幽。後来，學校為了使那些談戀愛的野鸳鸯無所遁迹，在河邊安装了亮晃晃的路燈，碎石路也改為水泥通衢，颇有焚琴之憾。

剛一進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他们的理由是，有学问的老先生平常根本见不着，而负责開课的多為工農兵学员，那些课程聽了不僅無益，反而有害。这種说法當然是荒谬绝倫，且有辱師辈，但我们當時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術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當時校园中“六十分萬歲”的口号甚嚣塵上。這一口号中還暗含着一種特别的荣辱觀：考试成绩太好的同学，往往被人看不起。好在老師们大都宅心仁厚，從不與学生為难，我们即便不去聽课，考前突擊两周，考個七八十分并非難事。

既然我们都養成了逃课的惡習，并视為理所當然，有時閒极无聊，免不了在校园里四處閒逛。我和幾個喜歡植物的同学一起，竟然以一個月之力，將園子裡所有奇花異草逐一登记在册。我们的辅导员是過来人，眼看着我们游手好閒虚掷了大好光陰，雖然憂心如焚却苦無良策，他倒没有採取什麽强制性的措施讓学生重新回到课堂，只是嘱咐我们假如玩累了，不妨讀些课外書籍而已。正好系里给我们印发了课外閱讀書单，我记得在一百多本的書目中竟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寫的，至于什么濂、洛、關、閩之書，更是不入编者的法眼。好在鲁迅先生“中国的書一本也不要讀”、吴稚辉“把线装書全都扔到茅厕坑里”之類的告诫我们早已铭记在心，自然不觉有任何不當。

有了這個書我们倒是没日没夜地讀過一阵子。等到心裡有了一些底氣之後，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人論道去了。那個年代的讀書和言談的風氣，似乎人人羞于談論常識，我们去跟人家討論《浮士德》、《伊利亞特》和《神曲》，對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為别人所津津乐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们则是聞所未聞，只有自惭形穢的份兒。一位著名作家来学校開講座，题目是列夫•托爾斯泰，可這人講了三小時，對我们爛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隻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谢爾盖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我们的書单上根本没有。最後，一位同学提問時请他談談对《復活》的看法，這位作家略一皺眉，便替托翁惋惜道： “寫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後来经过高人指点，我们才知道那個時代的讀書風氣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識和学術，而是如何讓人大吃一驚，亦即莊子所谓的“飾智以驚愚”而已。當那些高深、艱澀、冷僻的名词在你舌尖上滚動的時候，彷彿一枚枚投向敵营的炸弹，那磅礴的氣势足以讓你的對手胆寒，晕頭转向難以招架；而當你與對手短兵相接時，需要的则是独门暗器，以己之長克敵之短，讓對手在转瞬之間成為白痴。

我们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瘦高個，言必稱《瘦子麦麦德》，顯得高深莫测。通常他一提起這本書，我们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因为全班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個人知道那是一本什麽樣的書。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在圖書馆閱覽室的書架上竟然一下發现了三本，可见這并不是什麼冷門書。還有一个著名的校园诗人，是学自然辩証法的研究生，常来中文系找人過招，张口閉口不離他的两本葵花宝典：要麼是《老子仍是王》，要麽是《佩德罗•巴拉莫》。這人常愛戴着一副墨镜，無論到哪儿，身後似乎總跟着一大群崇拜者，害得我母親一见到他，就断言此人是個流氓。說来惭愧，我至今還没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樣的著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毫無疑問是偉大的经典。

即便是在那些令我们仰慕不已的青年教師中间，也是同樣的風氣。有專攻“中国文化全息圖像”的，有專攻“双向同构”的，還有專攻什麽“永恒金帶”的等等，不一而足，基本上只有他们自己才會明白他们的理論從何而来。研究弗洛伊德的，“性衝動”三字總是掛在嘴邊，研究克爾凯戈爾的，自然不把卡夫卡放在眼里，而研究“第三次浪潮”的，言谈舉止之中彷彿就是中国改革蓝圖的製定者。最奇妙的一位学者，是研究“否定本体論”的。因為他天生擁有否定别人的專利，但凡别人與他争論什麼問题而相持不下，他總是大手一揮，喝道：否定!此利器一出，人人望風而逃。我们最喜歡的當然是研究神秘主義術數的学者，根據這位仁兄的研究，不僅雞可有三足，飛矢可以不動，石頭最终可以抽象出“堅白”這樣玩意兒，而且據他考証，李白的《蜀道難》本来就是一部劍譜，起首的“噫吁嚱”就是一齣怪招……

不過，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獨門秘笈。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编譯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書剛剛出版，人人都處于同一起跑线上，循着他的綱目和线索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爾赫斯、卡爾维诺，如《外国文藝》、《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動態》、《譯林》，還有一些同学不知從哪裡弄来的内部参考白皮書。不管怎麽说，我们總算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屬于自己的根據地。每與人接談，對手往往不明所以，那種满臉疑惑和自责也讓我们有了吴下阿蒙讓人刮目相看的喜悦。我们自己的這個小圈子被稱作现代派。

可是好景不長，一九八五年之後讀書風尚又一次大變。我们渐渐悲哀地發现，通過“现代派”去嚇唬人已经没有了當年的震懾效果，讀了幾本小說就想談学问，當然為博学風雅之士所不齒。静下心来一想，人家的鄙薄也不是没有道理，小說之外尚有戲劇、詩文諸門類；文学之外尚有藝術、歷史、哲学、音樂、宗教；人文科学之外尚有社會科学和自然科学……于是我们的讀書除了原来的惟新、惟深之外，又多了一个“雜”字。

我们在狂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纲》之餘，也曾去歷史系旁聽青年史学會的新史学沙龍，不料，人家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发展到了曾国藩身上有没有牛皮癣這样高深的程度，我们自然無权置喙。中文系学生成天將《萬歷十五年》掛在嘴上，而歷史系的名門正派根本不屑一顧。其他的学科也是如此，你只讀了一本《重返英倫》，就想跟人家去討論什麼社會学的研究方法；讀了一本《新唯識論》，就想去討論佛教，其结果自然是自取其辱。哲学系的那個圈子更為混亂，搞胡塞爾的瞧不起维特根斯坦，研究阿多爾诺的往往指责海德格爾不过是一個纳粹，我们只懂一点兒可憐的薩特，可人家認為薩特根本不能算作哲学家……

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氛围，那時的很多書籍和影视作品都属奢侈品，全本的《金瓶梅》自然就不必说了，就連齊鲁書社的節本也很難弄到。我為了閱讀刚出版的《柳如是别傳》，幾次到上海圖書馆尋访，最後還是一無所獲。而為了看安東尼奥尼的《放大》，两百多人围在電教中心的大教室里。十四英寸的電视屏幕雪花飘飞，一片模糊。也有許多書籍在郵寄中傳遞流轉，我記得台灣版安德烈•纪德的《窄門》傳遞到我的手中時，同時有六七個人在等着閱讀，而分配给我的時間只有两個小時。

回想八十年代的讀書經歷，本科階段未有名師指点，学業談不上根基，缺乏系统，流于浮雜，浪费了太多大好光陰，每思及此，莫不深惜三嘆。可看看如今的大学校園諸学科各立壁壘，功利性和工具理性都已登峰造极，又颇為今天的学生擔憂。古人說，“一物不知士之耻”，八十年代的讀書風習固然有值得批評和檢討的地方，但那種“一書不知，深以为耻”的迂闊之氣也有其天真爛漫的可愛之處。


說起学校的演講、報告會和各類研討會的盛况，恐怕與别處也没有什麼不同。等到我们這些後知後觉者聽到風声，趕往某個地点，往往早已人满為患，有時甚至連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幾層。幾次碰壁之後，加上性格懒散或孤僻，我们就假装不喜歡去這樣的場合凑熱鬧。總是在事後聽人說起李澤厚如何如何，李歐梵如何如何，汪國真如何如何；誰與誰搶話筒而大打出手，誰因為連續五次要求發言被拒，最後血壓升高，當場昏厥……這就好比自己错过了一場電影而只能聽人覆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後悔可想而知。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来我们宿舍閑坐。陳村来，多半是来找姚霏。我那時与姚霏相善，也時常有機會聆聽陳兄教诲。陳村为人厚道，却也锦胸绣口，幽默風趣，往往清茶一杯，閑談片刻而去，不给人任何的壓抑感和心理负担。馬原来，動静就要大得多，而且一来必要住上數日，他與李劼先生過從甚密，前後左右通常是围着一大群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也有似曾相識的。馬原看似木訥，實则能言善辩，极有機锋，我曾见他與人激辩竟夕而毫無倦容。

余華来上海改稿，常到華東師大借宿。永新、吴亮、甘露諸君便時来聚談。王安憶也来過數次，記得一年冬天的午後，她在我的寢室裡略坐了坐，就觉得寒氣難耐，便執意要將她们家的一個什麼暖爐送给我。她给了我镇寧路的地址，也打過電話来催，不知何故，我却终于没有去取。

到了八十年代末，来華東師大的人就更多了，連遠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这裡的常客。不過，只要北村一来，清談往往就要變成“劇談”了。蘇童認為北村是中國新時期文学中真正的“先锋派”，此話固然不假——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佶屈聱牙，連我们這些被别人稱為“晦澀”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来，八十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说道善談能辨，大概無人能出其右。更何况，此人来自盛產批評家的福建，反應敏捷，擅長辯驳，當年流行的各類理論、術語和複雜概念無不爛熟于心，且颇多發明。他有一句名言，叫作“真理越辯越亂”。話雖如此，可每次與他一见面，幾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题，高談闊論起来。語挾風雷（當然也有唾沫星子），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後，他自己也支撑不住了，双手抱住他那硕大的腦袋，連叫頭痛，方才想起来還有吃飯這回事。

華東師大的白天倒還清静。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計和寫作，很少往来。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馬就會像幽靈一樣出没，四處找人聊天。套用龔自珍的話来说，“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 那時候朋友間聚會聊天，通宵達旦是常有的事。我記得到了凌晨两、三点鐘，大家翻過学校的围墙去餐馆吃饭時，竟然还常常能碰见熟人。

師大有各色各樣清談的圈子，既私密，又開放。當时的風气是英雄不問出處，来之能談，談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對较为固定，不是吴洪森、李劼處，就是徐麟、张閎、宋琳等人的寢室。

李劼處去得相對较多。他年纪轻轻即聲名顯赫，且交游廣泛，他的寢室照例是高朋满座，勝友如雲，大有天下英雄盡入毂中之勢。只是到了後来，他在門上贴出了一张纸條，规定凡去聊天者必须說英文之後，我们才有点望而却步。因擔心不得其門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练了一陣子英語對話。一年下来，李劼的口語程度已经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課了，我们却没有什麼長进。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裡政治学習的間隙嘗試用英語交談，儘管我们彼此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居然也能滔滔不绝。坐在一旁的外文專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装聽不见，苦笑而已。

在八十年代諸师友中，我與洪森聊得最多，最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让人難忘的则是徐麟的茶會。

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壯硕，学问淹博，其言談极富思辩性。在他那兒，常能见到王曉明、胡河清、张氏兄弟（张閎和张檸）、毛尖、崔宜明諸人。所談論的話题除文学外，亦兼及哲学、宗教、思想史諸领域。唯獨談及音樂或遇某人興致高涨欲一展歌喉之時，徐麟往往表情嚴肃，一言不發。我们私下裡都認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简直就是五音不全。没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興起来，随手抓过一把已斷了两根弦的小提琴，竪着支在腿上權當二胡，像模像樣地拉了一段劉天華的《除夕小唱》，把我们嚇了一大跳。

每次去徐麟那兒聊天，王方红女士總要央我带她一塊去。她對于我们的談話未必有什麼興趣，因她總抱怨说，聽我们說話腦仁兒疼。她频频催促我“去徐麟那兒转转”，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亲手泡製的檸檬红茶而已。

在北風呼啸的冬天，每有聚會，徐麟必然會用美味的“徐氏红茶”招待各色人等。烹茶用的電爐支在屋子中央的水泥地上，煮茶用的器皿十分簡陋，多為大號的搪瓷碗，而飲茶的杯子则为形状、大小不一的醬菜瓶子。茶葉似乎也很一般。据说，徐麟總能搞到上好的祁門红茶，可我们每次去，他那珍贵的祁红總是不幸“刚刚喝完 ”。不過，即便是再廉價不過的红茶末子，他也能烹製出令人難忘的美味红茶，其關键或許在于檸檬的製作。有人透露说，新鲜的檸檬買来之後，要洗净并切成小薄片，撒上白糖，在玻璃容器中密封十多天，不知真假。

很多年後，我们調往北京工作，王方红仍會時常念叨起“徐氏红茶”。她也變着樣嘗試了多次，我喝着庶幾近之，她却總說不是那個味兒，我就開玩笑地對她說：你所留戀的，莫非是那個年代的特有氛围？世異時移，風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尋其味，豈可再得？

記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時候，華師大校報编辑部曾組織過一個全校性的“小說接龍”游戲。参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還有幾位已畢業的作家校友助陣。這次活動具體有哪些人参加，什麽题目，寫作的顺序如何，究竟寫了些什麽，如今早就忘了。只記得参加者被邀至编辑部的會議室，大致定下题材和故事動機，由某位作家開头，隨後十幾個人依次接續，由校報分期連載。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為總擔心將人家的構思寫壞掉，颇受了數日的失眠之苦。

華東師大中文系有一個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今後從事于文学理論研究的学生，必须至少嘗試一門藝術的實踐，繪畫、音樂、詩歌，小說均可以。本科生的畢業論文也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我不知道這個规定是何人所創（有人說是许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確。），它的本意是為了使未来的理論家在實踐的基礎上多一些藝術直覺和感悟力，可它對文学創作的鼓勵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這是華東師大中文系最好的傳统之一。我因為没有繪畫和音樂的基礎，只得學寫詩歌及小說。

另外，那時有太多的閑暇無從打發。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個人從未想到過有朝一日會成為“作家”，或去從事專業創作。《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小说，完全是因為時任《關東文学》主编的宗仁發先生频频抵滬，酒酣耳熱之際，受他慫恿和催促而寫成的。而寫作《追憶烏攸先生》是在從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車上。因為旅途漫長而寂寞，我打算寫個故事给我的同伴解悶。可惜的是，車到上海也没有寫完，當然也就没给她看，此人後来就没有了音訊。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吴濱先生来滬為《中國》雜誌组稿，此稿由中忱帶回北京後竟很快發表，我也被邀請参加了中國作協在青島舉辦的筆會。

《迷舟》寫出来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也只是在幾個朋友間傳看而已，我并没有將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後来吴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便將他推薦给了《上海文学》。没過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学》周介人先生的一封親筆長信。周先生的来信充满了對後辈的關切，但却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而《上海文学》是不發表通俗類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学》退稿的消息後大为震怒，甚至不惜與周先生公開绝交。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與相知多年的朋友斷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據我耳聞，類似的事情在那個闊绰的年代裡并不罕见。我是一個比较消极的人，若非洪森執意勸說我將《迷舟》轉给《收獲》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现在還在抽屉里。不過，现在想来，周先生當年，認為《迷舟》是通俗小說，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為这個故事原来就是幾個朋友在草地上閑聊的產物，甚至我在文中還随手畫了一幅两軍交戰的地形圖（後来，《收獲》發表此文時竟然保留了這幅圖，令我最感意外，亦大為感动。）何况，他作為名聞全國的重要雜誌社的负责人，認真處理了稿件，并给一個初学者親自寫来長信予以鼓勵，對洪森而言，也不能說没有盡到朋友的義務。最讓我難忘的是，《迷舟》在《收獲》發表并有了一些反響之後，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他坦率地承認當初對《迷舟》處置不當，作為補償，他约我给《上海文学》再寫一篇小說（這就是稍後的《大年》）。當時談話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後，至今仍讓我感懷不已。

“游戲性”一詞，在批評界討論八十年代的文学創作時曾屢遭詬病。坦率地說，那個年代的寫作確有些游戲成分，校園寫作更是如此。當時很多作家都有將朋友的名字寫入小說的習惯。今天的批評界動辄以“元叙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這麽做，大多是因場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傷腦筋，也有人借此與朋友開个玩笑。當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對某位批評家的正當批評含恨在心，竟然將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這位歹徒最终被我公安幹警連開十餘槍擊毙。有時，作家也會將同一個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說，比如，有一段時期，馬原小說中的人物不是“陸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說则频频出现“王茂新”、“林展新” 这樣的人名。記得我曾向北村當面問過這個問题，北村的回答讓我很吃驚：他每次從厦门坐海輪来上海，来的時候是“茂新”號，返程则是“展新”號。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體教師去昆山和蘇州旅游。系裡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聯繫住宿和吃飯等事。我们臨時又拉上了正在讀研究生的譚運長。我們三個人辦完事後投宿于昆山運河邊的一個小旅館裡。那晚下着雨，我們個人無法外出，又不甘心呆在房間裡，就下楼和門房的服務员聊天。女服務員因為要值夜班，正覺得時光難耐，也樂得和我們幾个人胡侃。

後来，譚運長忽然就想出了一個主意：我們三個人各以動物為题材寫一篇小說，以午夜十二點為限，完成後依次到門房朗誦给服務學员聽，最後由她来評判，分出一、二、三名。宋琳當時已经是馳譽全國的著名詩人，且一直看不起小說，自然不屑于這類“殘蟲小語”，但被逼無奈，只得勉力為之。

我記得譚運長寫的是《袋鼠旅行記》，似乎是寫孔子騎着袋鼠周游列國，最终抵達了“銀坑”地方，而引出一系列的傳奇。在朗讀過程中，服務员笑得趴在桌子上渾身亂颤，始终没能抬起頭来。宋琳因根本不會寫小說，只得胡寫一氣。一看他的题目，也觉得怪怪的，叫作《黑猩猩擊斃馴獸師》，和他的老鄉北村一樣，馴獸師居然也叫“林展新”。這篇後来發表于《收獲》的小說處女作，讓他嘗到了寫小說的甜頭，此後又陸續寫出了《想像中的馬和畜養人》等作品，在校園裡傳頌一時。

如今在给学生上寫作課時，常被学生“如何寫作”這類大問题所困擾。在不知從何說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亂写”二字答之。我這麼說，并不是開玩笑或有意敷衍。廢名在談及杜甫和庾信的“亂寫”時，是在試圖說明一個高妙的寫作境界，當然難以企及；可對于初学者而言，要想徹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抛開毁譽得失， “亂寫” 也實在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訓練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