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宏義博士自述 (轉貼)

朋友傳來丘宏義博士一篇文章，解釋網上近日謠傳311日本的地震和海嘯，乃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海底試爆核彈所造成。日內我將轉貼這篇文章，現在先轉貼丘博士自述他的求學、工作及研究。

丘宏義 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物理博士。曾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二年，鑽研超新星的形成及中子星的構造，奠定現代中子星理論的基礎。之後，在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馬里蘭州高達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擔任太空科學家及天文物理學家。

丘博士退休後，專事寫作，著有《新封神榜：紂王與妲己》、《吳大猷：中國物理學之父》，譯作有《預約新宇宙》、《億萬又億萬》、《抓時間的人》、《數學與頭腦相遇的地方》、《物理與頭腦相遇的地方》、《物理學家的靈感抽屜》、《光錐．蛀孔．宇宙弦》、《宇宙的六個神奇數字》、《量子重力》、《黃金比例》、《時終》等書。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些求學做事及研究中的記述　　

和我這一代的許多人一樣，我在動亂中長大。小學就進過了三個，初中進了三個， 高中進了三個。一直到高中，我都沒有建立對讀書的理念。多次我的父母責罵我，說好像念書是為了他們念的。我記得我最有興趣的課是化學，因為可以把化學品變來變去。我對物理的興趣乃在做礦石收音機，繞線圈做模型馬達。

我對國文最討厭，因為要背書，而且有許多我認為毫無意義的文章。有一篇最恨的，到現在還記得，叫做〈岱志〉，有六頁之多，寫的是泰山的地方志，都是些「雄哉偉哉」。可是我對文學的興趣很高。最喜歡看文學的書。對作文課最喜歡，因為可以不必背書，可以隨心地去寫。

那時英華的高中部有一個圖書館，初中部也可以去借。我經常去借書來看。大都是 1930 年代前后的文學作品。如果父母看見了我在讀這些書，要罵我沒出息。我記得對念書一點理念都沒有。我父母罵我的話︰讀書是為父母讀的，一點不錯。最後我記得我勉強從福州的英華中學初中部畢業(這家學校有教會背景，曾被關閉，于十年前複校)。
　　
于1946年隨全家從福州遷居上海；這是我的出生地。在那時我考上了上海的滬江大學附屬高中，而沒有考上鼎鼎有名的省立上海中學。那時開始了解，可以「混」的日子不多了，不能再這麼「替父母念書」地「混」下去。我自己再三考慮之後，決定不去上滬江高中，而進入了省立上海中學的高中補習班，借此機會把沒有學好的科目再學習一遍。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後悔這一個選擇，因為在上海中學中，我真的注意及學到了學習的精神。(當時上海中學很有名；去考名大學如交通大學，北京大學的錄取率都在 80% 前後。)
　　
在補習班的結業考試中，我名列前十名之內，因而被保送進入上海中學。可是很不幸的是，時局已經轉惡，因此我只讀了一學期不到，就隨家去台灣了。在台灣進了師範學院附中。我們班上的同學大都是從中國大陸退去台灣的，許多有「家庭背景」，有大官的子女，也有教授的子女，普通公務員的，等等。學生中有貧有富，可是相處很融洽。到現在還繼續保持連絡，組織團聚。可稱人才濟濟。

十數年后，約有三分之一強得到了博士學位，一位女同學變成美國非常紅的模特兒，在學業、工業等行業中成功的人無法一一計數。可是也有一位變成殺人犯，被處死刑，後經講情改判無期徒刑。在 80 年代被釋出獄。
　　
因為家父不幸牽涉入台灣的政治，我們全家曾被迫遷居香港。我在這師大附中也只讀了一學期半(可是有許多同班的同學到現在仍是很好的朋友)。在香港我去一間小的中學入學。我高二結業的時候，這些影響我家的政治動亂問題已告解決(可是我的哥哥宏仁就是這場鬥爭中的犧牲者)。當我的家遷回台灣時，我因學業關係，父母要我留在香港在這間不大的中學繼續讀完高中。這時我對科學的興趣開始濃濃，而且開始了解了自發的重要。

可是到現在仍舊感到最遺憾的就是在 1950 年代的香港，在科學方面書籍的貧乏。我先想自修微積分，因此想去買一本微積分的書。新舊書店都去找過，可是連一本也沒有找到(也許我不會去找)。而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書是愛因斯坦和一位叫做茵非特 Enfield 寫的《物理學的進化》。
這本書從伽裡略和牛頓的力學講到相對論。當然，以我那時的程度，又沒有其它的參考書，到底看懂了多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去學物理的意志卻因此變成非常堅決。

在最後的一學期中，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準備去考大學。于1951 年的 6 月我從這中學畢業後，就回台灣去。幸運的是，雖然我可以說是「孤軍作戰」(因為準備考大學只靠我自己一個人和另一位同學的合作努力)，可是居然考入了那裡最好的台灣大學，而且名次還不算太落後。記得當時去考的學生有七千餘人，只錄取 1000 人左右。

我考進大學之後，有一個月的空檔，台灣天氣又熱，我無事可做，就找了一架舊英文打字機，一本自修的打字指南，每天一有空就練習。後來進大學的時候，我已經能每分鐘打 60 字左右了。後來我一直覺得很幸運，當時沒有把時間浪費在看電影，或打橋牌等的消遣，而用了這個空檔時間學會了這個「一生受用不盡」的技術。
　　
一進入大學以後，就發現了圖書館的妙用。我每日一有空就在圖書館的閱覽室中自修，到晚上 10 時關門為止。當時我到了三年級的時候，有幾位同學提起出國（即美國）留學的事。我就開始申請，最後找到了一家美國的大學收我為四年級生。當時出國也很不容易；除了簽証的困難(和現在中國的情形也差不太多)外，就是金錢。我記得當時大多數的同學大都是向已經去的同學借到一筆「保証金」(保証到美國後不會打工)，可是一到了美國以後都開始打工。所有達官貴人的兒女，在國內嬌生慣養，可是一去了以後，也個個放下「貴人架子的包袱」，打工起來。
　　
我去的第一年費用由我的父母出。而在這一年中我就得到學士學位。在這期間我因事去了紐約州的康乃爾大學 Cornell 一次，拜訪了物理系，同一位管入學的教授面談。當時這系正在造一座加速器，而我在台灣時曾在現代物理課中做了一個設計迥旋加速器的計算。他帶我去看這加速器，而因為我有了在台大時的準備，也能問一些問題，因此他大約覺得我有尚學的心。

我在大學畢業前，春季四月中的時候就接到一封信，非但讓我入學，還給了我一個研究助教的職位，就可以經濟無憂地專心去求學，不必去打工了。在上學前，暑期來到的時候，我去紐約找事以渡過暑期。我向協助中國學生的機構說，我秋季開始後，經濟已經不成為問題，我要找的工作是能讓我自修的。這位女士正發愁找不到一個低薪職位的應徵人，于是我就變成了一家渡假旅館從晚上 10 點到清晨 8 點的櫃台管理人員。薪金很低(每週 25 元)，可是包膳宿，也有看書的時間。
　　
我又「重操故技」，在夜深人靜之際，自修一些研究院的第一年課。我問康乃爾大學的這位教授要了一些過去的博士監定資格考試的筆試問題，準備一到就去考。(平常要等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去考。) 一到以後才兩三個月，我就真的去參加考了。教授們都在暗笑這位從一個從來沒有聽過的學校(台灣大學)來的學生，居然敢去考，因為有許多美國本地的研究生考了好幾次都通不過。可是我考的成績居然在通過的學生的中間。

從此之後教授們對我另眼相待。而我就等于跳了兩年的班。其實中國的學生大概個個都「精通」考試──在經過大小不知多少的小學，中學，大學的入學考試后，總會有點如何去考試的心得。古人曰，久病成良醫，可以說中國學生大都已經「久考成考試專家」了。(再說，中國人對「考」科舉的經驗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也許這些經驗都已經深深地銘入中國人的基因中了。)
　　
我就開始做研究，其實就是教授們要我去做什麼，就做什麼。有一位博士後(新得博士學位的研究員)對我特別好，也許他看我每日一直替他做到半夜，覺得很過意不去。我做出一些小成績，他很大方地幫我寫了一篇論文，送去發表。因此可以說，我進入研究院後在第二學期就有可以發表的成績了。以後就一帆風順，在進入研究院後三年就得到了博士學位。主科理論物理，副科數學，專長高能物理。
　　
我要求教授們推薦我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這是在 1930 年代為了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而建立的研究院(有此一說)。分數學及歷史兩部門。我去的時候，愛因斯坦已去世數年，可是這研究院的領導是位傳奇人物，一般人稱為美國核子彈之父的歐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在物理界中，他被稱為把量子力學從歐洲帶到美國來的物理大師，一如最近去世的吳大猷在 1930 年代把量子物理從美國帶到中國一樣。

因為他的聲望，這研究院的數學部門人才濟濟，如量子電動力學的戴森（Freeman Dyson），兩位第一批得到諾貝爾獎的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名數學家戈得爾（Kurt Godel），維爾（ Andre Weil）；在歷史部門中，有曾任駐前蘇聯的大使肯南（George Kennan，他創了冷戰時代的圍堵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而因為有了這些「重要人物」及高高在上、把量子力學帶到美國的「祖師爺」歐本海默的領導的原因，這研究院的地位很特殊，非常高操。

一般普通研究員的待遇只有其它學校博士後的一半，可是人人都還搶著去。就在這研究院中，我的興趣從粒子物理轉到天文物理。一半的原因是，粒子物理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而以我當時的程度，只能以做些小題目開始。我覺得做這些小題目無啥道理，因此決定轉行。
　　
我之進入天文物理時，真可以說是誤打誤撞進去的。完全是興趣，因為夜晚朝天穹一看，滿天星斗，總有些好奇心。我當時已經知道些天文中的奇觀，如白矮星(密度為水的一百萬倍)，因此好奇得很。一進去這園地後，才發現在天文物理中，高能物理的應用的文獻其少無比，連星球的能源都不太清楚是什么。後來才知道，天文物理是簇新的一門物理，方興未艾。就如走到一個沒有人去過的處女地，找到的任何東西幾乎都是新創的。我把粒子物理中的弱作用應用到天文物理上面，發現超新星的成因及程序中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這個東碰碰、西碰碰的發現，就發動了我在天文物理的事業。
　　
還有，我進入天文物理的時機正好──我進入康乃爾大學的次年秋天，前蘇聯發射成功了第一枚人造衛星「同路號」（Sputnik）。美國已經試了好幾次，都失敗了。這一次的挫折使天性自傲的美國人受到了極大的打擊，而一些方興未艾的航(空)太(空)工業界及政客們就發明了一個新名詞，「導彈間隙」（missile gap），即美國的航天計畫和前蘇聯的要差一大節，而美國人有的是錢，因此大舉發展航天工業。天文物理雖是極抽象、毫無實用價值的純科學，也沾上了「導彈間隙」之裙帶風，受到了資助及鼓勵。當時天文物理學家的人數，實在屈指可數。在人才奇缺的情況下，我就這麼地在 1961 年進入了太空總署 NASA。我在太空總署中一直任職為天文物理學家及太空(空間)物理學家，到我于 1997 年退休為止。
　　
以後就是做研究工作了。我一生中，涉及的園地不少，如宇宙論，X-光天文，中子星，黑洞，重力塌縮等。有一陣子我還去發展天文中靈敏的相機。可是這園地的技術發展太快，許多做了很久的東西，新的科技一來，全都付諸流水。我後來專心在理論方面工作。于1990 年代李政道及他的學生們研究一種孤子星（solition star）的東西，我對這東西很感興趣，花了一些時間在上面，研究這種完全由夸克 quark 的力組成的星(如果有這種星的話)。那時有一陣子以為這種星和宇宙背景幅射有關。可是後來發現這種星有其理論上的問題。我也在太陽的震盪上，及如何去精密地量度太陽的直徑(要量到百萬分之一的精確度)上做了一些事。
　　
我對我始終都留在學術上而不涉入人間是非這件事，感到非常的滿意。也許這就是我的「象牙塔」，最後我決定要退休的原因是，我算了一下，我退休之後無經濟之慮，就很快地決定退休，把我的餘生貢獻在我一直想去做而始終無法去做的興趣上︰文學和音樂。在一篇文章上我寫，這二者都代表人類文化的菁英，可是都是很難賴以謀生的職業。相比來說，科學也是人類文化的菁英，可是幸運多了，至少可以用來謀生。我在進入文學的時候，也有幾乎可以說是「誤打誤撞」的運氣。(我想也許幸運之神一直都在照顧我。)
　　在 1993 年前後，有人在清晨二時從台灣打電話來，是一位朋友介紹的，問我想不想去翻譯一本科普書。我想先答應──立下軍令狀──再說。結果這書是最近去世不久、世界名科普作家兼行星物理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最後的一本書，《Pale Blue Dot》講探險行星的事。薩根的文學基礎極好(中文譯名是《預約新宇宙》，智庫書局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引用了許多的詩詞，西方、希臘神話，羅馬帝國的典故。我花了許多的時間把這些典故找到，解釋及做注解。讀者和出版公司都很喜歡。可是我自己在暗笑，最得益的是我──稿費雖不多，可是至少不是零，而且我等于又一次地入學自修，又不要付學費，還有些零錢用。這麼幾年後(每年出二到三本書)，我得益不少。去年我譯的一本書還得了一個獎。(這獎是第一次頒發的。)
　　
最近學以致用，在許多人鼓勵及協助下──文藝朋友及出版公司──我剛才完成了中國物理之父吳大猷的傳記︰《吳大猷︰中國物理學之父》。這本書寫了三，四年，最困難的部份是最後的兩章，關于吳先生和女兒之間的情操。有許多人認為不應當寫，可是在知道真相后，我覺得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至高表現，因此覺得非寫不可。經過向吳先生的家人──兒子和女兒──多次的訪問，及去台灣數次才完成。現在剛空下來，可以休息一陣。可是下一本書又快開始了。
　　
我在音樂方面的野心不大。我從小喜歡音樂。家境雖不錯，可是父母的觀念是，學鋼琴等都是「分心」的東西，因此不讓我去學。在1993年，有一天和我的妻同愛閑談，提起想去學鋼琴。她立刻拿起電話，打給她以前的鋼琴老師。我就這麼地開始學了。雖不能說有多好，可是至少可以彈出些音。我退休時曾在我任職的戈特宇航中心的亞洲人年會中表演過一次。今年在台大早期同學會中作秀了一首舒曼作的「夢境」（Trumperies）。而練琴對我最大的益處是訓練專心及有恆──幾乎每日都要抽空去練琴。
　　
五十年後再反省一下，我發現我真的很幸運，因為在任何地方我都遇到很可愛的人── 當然也有心地不善的人，可是大多數的人都是很善良的。在大多數的環境，都有一些'誤打誤撞'出的佳境。可是，我想每個人也許都有同樣的經驗，在困難的時候，只要肯努去搜索，也會被幸運之神照顧。